一

年夏天，宋雨喆在南方演出，觉得头发又重又热。二来，为了防止生病，他习惯每天早晨洗凉水澡，头发成了麻烦。他索性把留了三年的头发剃光，回到了二十岁在树村的模样。头顶的发髻换成了一顶草帽。

看过宋雨喆演出的人，都觉得这个人不一般。眉清目秀，是古人的相貌，修行过才会有。穿一件中式褂子，头发挽成髻，身体挺得很直，背一把八仙班卓，是自己做的琴。唱的不是城市里的歌，像来自新疆、西藏或者更远的中亚。乐队的名字也很奇怪，“大忘杠”，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他也不知道，他从姥爷那儿听来的。姥爷晚年经常抓住他的肩膀摇晃着念，“dawanggang，dawanggang，一副奇异的表情。他记住了，像个咒语印在脑子里。他把咒语译成“大忘杠”，“被忘了的一根大杠子”。他觉得这个词有深意。

大忘杠成立于年，属于世界音乐。乐队成员有的来自内蒙、新疆，也有比利时和希腊。在欧洲，大忘杠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德国和奥地利拿过奖，评价它“出神入化，充满力量，完全当代”。BBC也报道过，说它“打破了音乐和文化的界限”，是一支“民乐、歌剧和摇滚于一体的乐队”。

和一家德国的世界音乐厂牌签约时，宋雨喆的简历上写着：“年，宋雨喆组建了木推瓜。在戏剧化框架中，形成了木推瓜独有的怪异曲风，难以用现有的任何一种风格来为它命名。”

曾经的木推瓜是一支摇滚乐队。年，乐队解散，留下三首歌。大部分人知道宋雨喆是摇滚乐队的主唱，却从没真正见过他演出。连他的妻子也没见过。

在外人来看，宋雨喆是有些神秘感的。

年，大忘杠在杭州演出。

年，宋雨喆在北京下苑村，拆房子。

二

宋雨喆是长春人，没念完高中，就离了家。僵硬的教育体制令他备感压抑。年，他向同学借了一千元，去北京搞摇滚乐。在火车站，他被父亲逮住了。父亲是长春党校图书馆馆长，经常穿一件呢料西服，准备暴打他一顿。宋雨喆说，“你带我回去，除非拷在暖气管子上，不然我还会走。”父亲掏出两百块钱说，“先拿着，你欠的钱我帮你还上，本来没准备让你走。”父子关系突然和解。他拿着钱，穿过入口处绿色的铁栏杆，没敢回头。

在北京认识了几个音乐上的朋友，听说迷笛学校招生，开始两年制教学。他报了吉他班，住在离学校不远的树村。他和三个朋友租了一间院子，院子里有四个房间和一棵树。他们在树下摆了灶台，烧火做饭。吃得很朴素，常吃的是冬瓜和白菜。一个月的房租是元。

在课堂上，老师教重金属、爵士乐和布鲁斯，除了布鲁斯，其他他都不喜欢。课余，他在地下通道卖唱或者在海淀图书城卖打口带，听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他也不甘于模仿西方的乐队。半年后他辍了学。在音乐上，他的野心很大。

他有了自己的乐队，叫“木推瓜”，是他在街上错看了的一个招牌。乐队成员除了他，还有一名来自天津的鼓手。他们排出了第一首歌《哆嗦哆》。木推瓜的演出，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怪。怪而有力。和那些朗朗上口可以跟着节奏蹦跳的音乐相比，木推瓜在歌曲里增加了很多停顿和切换，有时忽然变慢，随后加快，慢下来，再加快。歌词也怪，像极尽所能地挖苦，“我们的乖巧是园丁的骄傲，从我们还小，哆嗦哆，我们一思考，上帝就狞笑，暴雨就来了，哆嗦哆”，“我们新鲜得像嫩芽，教育烂到了鼻子上，我们懵懂地顺奸了你，结果哭都没有力量”。嗓音是尖锐的，挤眉弄眼又咬牙切齿，乍一听，会让人一哆嗦，身心紧张。

宋雨喆唱起歌来，声音颤抖，像一股蒸腾的白汽从嘴里喷出。有次，一边唱歌，一边情不自禁地朝后仰倒在地上，观众只好上台把他扶起来。“那时候我对摇滚乐挺厌烦的，总是那样，一成不变，大家只是在学某一种风格。”他说。他想反叛它，嘲弄它，不光嘲弄别人，也嘲弄自己。

年，木推瓜开始成型。鼓手李旦来自新疆，也是舌头乐队的鼓手；贝斯手陈创远，他们叫他“阿远”，阿远来自海南，在长春看过宋雨喆的演出，深受震撼；吉他手张方泽，来自贵州，是舌头的贝斯手介绍来的。之前，他们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吉他手。宋雨喆的歌，不走套路，爱往复杂了写，对乐手的要求高一些。有人上午来试，下午不再来，“你们的歌难度太大了，我完成不了。”后来，键盘手王鹏也加入，他来自四川。多年后，木推瓜重组，除了王鹏，仍是这四个人，没有换过别人，别人也很难胜任。

年左右，很多摇滚乐手住在树村。树村在海淀，类似现在的城中村，但房子便宜，吸引了很多外地青年。舌头、痛苦的信仰、废墟、左小祖咒、木推瓜，周云蓬也在那儿住过一年。村子门口有个摇滚餐厅，穿过一条马路，视野逐渐开阔，算进了村，能闻见音乐的味道了。群居是生活所迫，演出的场所有限，而且全是拼盘，是当时地下演出的一个特点。新的乐队没有积累足够的歌和足够的名声，只好绑在一起卖。这样每个乐队分到的钱就很少了。

即便在树村，木推瓜也是个另类。美好药店主唱小河第一次听到木推瓜，“美声式的嚎叫“，小河说，“太怪了”。他喜欢这支乐队，经常找木推瓜玩。木推瓜的排练室也在树村，墙上贴了厚厚的隔音棉被，乐队最值钱的东西——吉他和音箱，都存在排练室。“几个年轻人光着膀子，哆嗦哆！”

年，木推瓜在树村。从左到右，李旦、陈创远、宋雨喆、张方泽。

年，木推瓜在树村。

年，木推瓜在树村。从左到右，张方泽，宋雨喆，李旦。

三

年前后，开心乐园是北京最大的地下演出场所，可容纳一千人。这个地方很特别，坐落在一处溜冰场内。白天供人滑冰，晚上朋克、脏辫、文身，各路人马蜂拥而至，成了真正的乐园。通往乐园的路也像历险。民工在路口唱歌，往深入走去，妓女在街边揽客。昏暗的路灯下，或许也曾招揽过头脑发热的摇滚青年。

开心乐园的老板叫楠姐，是个退伍军人。楠姐性格豪爽，卖其他酒吧不卖的大瓶燕京，一瓶五元，同时常常为前来演出的乐队免费供应啤酒。很多人可以喝得很醉。

年的夏天，开心乐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演出。参与演出的乐队有痛苦的信仰、舌头、废墟、美好药店和木推瓜。

演出前，宋雨喆喝了大半瓶二锅头。他酗酒有一段时间了，以至于不喝酒没法演出。上台前，他和一个画家朋友朱景彤说，“待会你上来，我会把皮带给你，你使劲抽我，我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

演出开始。朱景彤坐在第一排靠近监听音箱的位置。他是个一米九的壮汉，戴一副眼镜，一直仰头盯着宋雨喆。可能也喝了酒。宋雨喆也看着他。唱到《悲剧的诞生》，朱景彤突然上台，接过宋雨喆的皮带，开始抽打他。扎皮带的铜扣甩到了宋雨喆的耳后根，一鞭见血。皮带没有停止，音乐也没有停止。他感到疼痛像压缩了的声音，能感觉到一部分，另一部分被抽走了。直到阿远跳起来，踹了画家一脚，台下的观众冲上台，扭作一团。场面彻底失控。

“我想好吧，今天晚上就让它在台上爆发，让血溅出来吧，要是命丢了我也不会在乎。”宋雨喆说。这事后来经常被人提起，成了他“生命里的污点”。

那名鞭笞他的画家，于年生病去世。宋雨喆为他送行，在棺材内见到了朋友的遗容。他想起那晚，镜片后的一对眼睛，“有点迷幻，又有点坚定，和存在于同类间的语言之外的默契，好多东西在里面。”

年到年，宋雨喆酗酒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从下午到晚上。唯一清醒的一小段，是上午起床后的短暂时光。深夜，他常常独自溜到树村后面的垃圾场。垃圾场如迷宫，他在迷宫中不省人事，直到朋友们打着手电把他找出来。有一次，鼓手李旦在沙尘暴中骑自行车一小时，从后营家中到树村找宋雨喆排练。规定的排练时间是早上九点。宋雨喆还醉着，李旦叫了很久没叫醒他，又生气地骑回去了。

当时的树村，喝酒是常态。年轻人充满了愤怒。这种情绪是现实而无望的。比如没有暂住证，随时有收容遣送的危险。还有经济上的，这些乐队仅仅在小圈子内口口相传。摇滚乐不能带来钱和性自由，更不能改变世界。对树村，他既喜欢又厌恶，他觉得这里是乌托邦，也是地狱。

宋雨喆预感一种生活就要到头了。“当时我和另一些人，每天在痛苦里，在绝望里，而我有些时候是个极端的人。”他得离开这儿，否则会发疯的。他想通过音乐让这个世界公平一点，但似乎并不能做什么，除了喝酒，每天喝酒，也不能好好谈恋爱。“精神上，我对摇滚乐有反叛和不信任，我的英雄主义的情节，里面还有一层反英雄，我想有没有另一种解脱的方式？促成我最后还是走了。”

年，他变卖了所有的家当。带了五千元，搭乘一辆藏民朝圣的大巴，前往拉萨。吉他丢在了父母家。他决定再也不碰吉他了。

随后五年，他几乎从北京消失了。

四

去西藏做什么呢？

他漫无目的。第一站是拉萨，在那儿喝光了所有的钱，因为他喜欢喝威士忌。剩了五十元。他决定去一个最偏僻的地方，来到了阿里。坐的运藏羚羊的班车，三四天后才到。在车上，他认识了当地赌场的保安和一名医生。

除了保安和医生，他还认识了一名警察。警察很照顾他，不时接济他。他靠卖唱挣钱，十块钱可以买一盒烟、一瓶酒和几个馒头。阿里的物价很贵，一个鸡蛋一块钱，很长时间他没有吃过花生米和鸡蛋。

阿里是另一个世界。琳琅满目的是赌场和妓院，一家挨着一家。穿梭其中的是做生意的东北人、官员、医生、活佛、画家以及各方三教九流。还有一个宋雨喆。

冬天了。他仍经常喝醉，恶习不改，一喝醉就往荒无人烟的地方跑。他往山里跑，碰见了几条野狗，野狗是吃人的，但是他一点儿不害怕。他抱起其中一条白色的狗，它看上去很虚弱，可能被冻坏了，他想他可以收留它。他抱着这条狗在街上走，遇到当地的黑帮斗殴，一群人抡刀追杀另一群人。他和狗在一片砍杀中，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第二天，狗死了。

他离开阿里，前往新疆，转了一圈，回到拉萨，再折回阿里。坐过各式各样的车，普通的卧铺班车、拉货的车、扛大箱子的车。他躺在上面，雪落在他的身上。他被七八十只野狗追过，发现野狗分成了两拨打架，他在土坯子底下躲了起来。雨天，他睡在帐篷里，地面积了水，但他太困了，醒来下半身淹在水里。然后他的膝盖就坏了，他得了关节炎。

对摇滚乐，他再提不起兴趣。但音乐始终是他生命重要的一部分。每到一个地方，他问他们当地的民歌是什么样，拜访唱歌的人，和那些人生活一段时间，听他们唱歌和演奏乐器。他开始对自然、宇宙、宗教以及人和它的关系感兴趣。西北广辽的土地让他开阔。

有时，他住在寺庙里。他一直对道家感兴趣，拜了师傅。他说，后来做的许多决定与其中的开窍有关。但他不愿再提，说怕“泄了天机”。中间发生了什么，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有时，他回到北京，联系一两个朋友，在朋友家中寄宿，然后再离开。他认识了一个德国女孩Patrizia，Patrizia成了他现在的妻子。

年，宋雨喆开始筹备大忘杠，他希望把几年游历所得通过一种崭新的方式表达出来。大忘杠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用班卓、马头琴、口弦、吉他、古琴等各式各样的乐器演奏古老的曲调。内容和神话、自然、动物相关。

在专辑《荒腔走板》中，宋雨喆阐述了心中理想的音乐形态，一种“绝地天通”以前的音乐。“很久以前，人天合一也民神杂糅，于是有人出来立言设教，其中有圣人也有大伪......中国更出了一件大事，史官胜巫官，又制造了一层精神上的官方垄断，人天彻底分裂，这就是史上所说的绝地天通”。“荒腔走板是有自由渴望的人对绝地天通的一种本能反应。”他写道，“人可以无碍地和天地沟通。”

大忘杠的演出令人惊奇。他的嗓音变了。那种金属质感的尖锐厚实了，甚至是圆的。乐章节奏缓慢，但仍然复杂。有的时候他闭上眼睛低语吟唱，像是在低空滑翔，有点坠落的危险，也有点悠然。有人说，宋雨喆有仙气了。

他还写了另一些歌，用简单的句子和曲调表达质朴的情感。一些关于爱情。“跑到外面去学歌谣，攒了一些句子、曲调，意思到了就不想太铺张，我叫它们‘断歌’”。他把这些歌献给了妻子。

宋雨喆在冈仁波齐。摄影：全克。

宋雨喆在北京秦屯。

大忘杠欧洲版在法国，冬天的大西洋。从左到右：AchilleasSourlas，QuentinManfroy，宋雨喆，MasayaHijikata。

五

年的秋天，我在北京的下苑村第一次见到宋雨喆。他穿着洗得很旧的T恤和长裤，头发扎了起来，团在头顶。像个道士，又不太像。那时我在写一篇关于小河的文章。当年，木推瓜、美好药店和废墟是兄弟乐队，联合出过一张《被侮辱的姿势》的唱片。三个乐队经常开会，讨论在中国应该做什么样的摇滚乐？讨论的结果是，“要做非欧美化的中国独立音乐”。是中国版的IndieRock。

年，宋雨喆和小河合作“两个大人”乐队，尝试用当代的方式处理民间的戏曲、歌谣和寓言，简单来说，叫“新民间音乐”。他们在十三陵水库住了一个礼拜，封闭式排练，但效率不高。一是整天喝酒，二是两人各执观点，经常吵架。只排出两首——《说鸟》和《说帐篷》。那时，宋雨喆找到了新的乐器。一把改良的班卓琴。之前，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乐器，现在他有了琴，“像找到了音乐上的爱人”，他又想做音乐了。

我问宋雨喆，你还会回到摇滚乐吗？他不置可否，说或许某一天，但不是纯粹的愤怒和绝望，“会更有力量。”

木推瓜的鼓手李旦，曾经给舌头、杭盖、万晓利、马条、老狼等人的演出打鼓。年，木推瓜在深圳的根据地酒吧录过一次现场，那些歌李旦一直保存着，经常拿出来听。每次听他觉得，“这么牛逼，应该继续让更多人听到。”

年年底，李旦也成了大忘杠的鼓手。年年底，他和宋雨喆通了一次电话。宋雨喆说：“我准备好了，可以唱了。”接下来，他们分别联系了吉他手和贝斯手，两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但不久便同意回来，重组木推瓜。

年6月，木推瓜重组的消息传开，同时发行专辑《悲剧的诞生》，在北京、上海、武汉巡演。这张专辑的排练非常轻松，他们熟悉那些歌。这些歌全部写于十五年前，却迟迟没有机会出版。后来，有报道说，“中国摇滚最令人不安的声音回来了。”

六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宋雨喆写了三十多首摇滚歌曲，内容跨越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他称之为“活人秘史”。他在柏林和爱丁堡制作了这些歌，然后回到北京录音，

年，他移居柏林，一家人有时就住在他的工作室，是原东德斯塔西大楼改建的艺术区。孩子们就在门口和其他艺术家的孩子一块玩耍。隔两三个月，他回北京呆一段时间，再回到柏林。在北京昌平的村里，他租了一间院子，特意为孩子们建了一座简易的滑梯，滑梯下面铺了半车沙子，这样不会摔着他们。滑梯旁边是他的工作室。里面有键盘、阮、古琴、班卓和一些拆散了的架子鼓。进门右手有个炕桌，有时他盘腿坐在炕上，一边喝茶，一边看书。偶尔抽烟。

刚到柏林时，宋雨喆想要么继续做乐队，看看有没有演出的机会，或者换一份工作，不依赖音乐谋生，他也不会很痛苦。柏林物价便宜，看上去是艺术家的天堂，但实际提供演出的机会很少，因为遍地是艺术家，反而很难生存。

后来，他重新开始做音乐，筹备大忘杠。大忘杠是他从未尝试过的音乐形式。他的妻子全力支持他，告诉他这是对的方向。他在柏林见了JARO，德国著名的世界音乐厂牌，见了一次面便确定签约。随后，宋雨喆开始了许多欧洲大型音乐节的演出。大忘杠提供了耳目一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身处现场，宋雨喆的声音那么富有感染力。他说，大忘杠让他感到平静，“即使听起来有痛苦的段落，但我的内心是没有的。”

欧洲生活改变了他。他比以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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