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青岛晚报

青岛作家杨志军再推新作《三江源的扎西德勒》，这是他继《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之后的又一部儿童文学力作。作品讲述了汉族男孩小海一家三代支援边疆、为三江源的野生动植物保护贡献青春与热血的感人故事。作者聚焦三江源的生态保护、科学精神传承、民族团结与融合、三江源野生动植物科普介绍等主题，讲述了“我”与母亲和被救助的野生动物一道，前往雪山寻找失踪父亲的故事。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我”与藏族、回族的几个孩子成了挚友，一起在广袤的三江源土地上继续成长。

尤具特色的是，作品详细介绍、描写了三十多种野生动物，堪称一部三江源野生动物百科全书。作者杨志军在三江源区域生活、工作了四十多年，从小与很多藏区的动物打交道，对三江源的野生动物有着深入的研究与思考，更有着深厚的情感。作品着重描写了红嘴鸦、斑头雁、金雕、藏獒、藏羚羊、黑颈鹤、猞猁、藏狐等野生动物与人类互相依存、互帮互助的感人故事，同时在故事的推进中对这些珍稀动物的特征、习性等知识进行了巧妙科普，可读性与知识性兼具，可以看作是一部献给孩子的三江源野生动物百科全书。

生活的累积是不经意间完成的

记者：去年您刚刚推出了长篇小说《最后的农民工》，今年开年就又有新作《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如此的写作、出版速度着实令人惊讶，您是用了多长时间来筹备这部作品的？

杨志军：积累的开始就是筹备的开始，生活的积累是不经意间完成的，筹备也应该是。在我的童年，第一次进入草原时也许就已经开始了，只是不知道它会变成一部作品。当我决定写这样一部作品，再回头审视自己在三江源的足迹时，才发现我竟然漫不经心地耽搁了那么久，心里有一种紧迫感，写作起来就比较顺利，写了三四个月吧。写完后放了一段时间，又拿出来修改，感觉自己又一次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我为牧草的失去、草原的沙化而焦虑，写了《环湖崩溃》，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处在这样的焦虑中而不能自拔。《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和最近的《三江源的扎西德勒》都是延续这种焦虑的结果。这当然是好事情，因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忧患就有希望，尤其是当你看到许多人都在跟你一样朝着希望努力的时候。三江源曾经是野生动物的天堂，后来几乎所有的动物都遭遇了猎杀，又后来由于国家对自然生态的重视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入了生态恢复期，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满眼绿色的三江源正在出现。

儿童文学最能暴露作家的弱点

记者：刚刚提到的两部作品，一部是现实主义题材，一部是儿童文学作品，这在很多作家的创作范畴中，似乎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事情，您却可以在这两种创作类型中无缝切换，这种切换是如何完成的呢？

杨志军：无论是写成人作品还是写儿童文学，最要紧的是必须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用赤子之心看世界，就能多发现一些美好。成人作品是把美好揉碎在污泥里给人看，分辨伴随着思考；儿童作品是把美好拼凑在白墙上给人看，好奇伴随着领悟。对一个作家来说，两者是可以互补的，你把成人文学不易容纳的天真写进了儿童文学，又把儿童文学不易承载的深刻写进了成人文学，就像正反两面都是镜子，一面照出了作家的浑浊，一面照出了作家的清透。儿童文学最能暴露作家的弱点，思想意识的弱点、情绪和情怀的弱点、写作功力的弱点，因为它的透明度很高，好比一个成年人对孩子说假话，孩子虽然识不破，但第三者是一看就明白的：这家伙又在骗谁？所以写作儿童文学其实比写作成人文学要难一些，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成人文学我可以一部接一部地写，儿童文学却要隔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有下一部。要么不写，要么就写得有所超越。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写作就是我反哺的努力

记者：三江源被誉为“大河之母”，您曾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四十多年，您能谈谈您在这里生活工作的经历吗？您认为，这段经历带给你的收获和感受是怎样的呢？

杨志军：你说得对，三江源是大河之母，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孕育。它孕育了我的感情、思想、人格、性情、行事的方式、考虑问题的角度等等。它是源头，源头是干净的，所以我就想干干净净做人，万一自己污脏了自己，就感觉对不起它。自然是文化的保姆，文化是人格的保姆，从这个角度讲，我应该是一个被三江文化认领的孩子，现在长大了，又回过头去说：我是不是已经辜负了你呢？或者没有？感恩是需要反哺的，我的写作就是我反哺的努力。我到过三江源的大部分地方，考察过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各种发源形态，也去过许多雪山和草原，并不是为了写作，更不是为了旅游，而是生活和工作，它带给我的是对自然对人性对生命的认知，认知和往事一起印刻在脑子里，有些是沉睡的，有些是活跃的，我只是把渐次活跃起来的东西写成了作品，还有许多还在等待唤醒的契机。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但认知可以无限，认知会不断激发感情，不断壮大思想。认知、感情、思想和对家国语言的感觉是支撑作家的四个大理石柱，缺少任何一个都会发生歪斜。不想歪斜的人就得不断加固和完善。我的写作就是不断加固自己和完善自己的方式。

“你爱人类多少，就应该爱动物多少”

记者：书中，您对这方土地上的植物、动物的描摹极为细致深入，甚至可以将其作为一部当地动植物百科全书来做科普，这样的素材积累，跟您对生活中人和事的观察是同等重要的吗？

杨志军：我做记者时特别喜欢采访林场和林业工作者，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也采访过不少草原上的畜牧兽医站，还喜欢跟生物研究所和林业局的人打交道，有时候甚至会参加他们的野外科学考察。总之属于大地的一切包括岩石和泥土我都感兴趣，觉得如果像大地的皱褶那样铺排自己的文字，那才是心满意足的。我的美学价值完全依赖于对江河湖海和地理地貌的认知，那种由板块漂移形成的挺拔永远是我描摹的范本。加上我从小喜欢动物，也养过不少，鸽子、红嘴鸦、草原黄鼠、藏獒、狗、斑头雁雏鸟、石鸡、鱼、鹦鹉等等。我从一开始写作，就知道我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人，还有动物。我写过许多动物，马、熊、藏獒、狗、狼、火狐、鸟等，这次在《三江源的扎西德勒》里又写了一堆动物，至少有二十种。以后的写作里，我肯定还会有以动物为重要形象的呈现。写动物需要细致入微地观察，还要有共情之心和悲悯意识，别人说很难，但我觉得只要倾情投入就不难。动物是人类的影子，你爱人类多少，就应该爱动物多少。

“天真与纯净是持续不衰的创作激情”

记者：书中的儿童视角也是一大特色，您是如何保持这种孩童般的纯净与天真，才能这般自然地走进他们的视野与心里？

杨志军：保持孩童般的纯净与天真，有利于一个作家拥有持续不衰的创作激情。天真让你好奇，当所有司空见惯的事情都让你好奇的时候，文学的思考就在其中了。陌生化的写作态度并不是一种技巧，而是浸透在骨子里的意识。当我们看到了脏东西而又无力去掉它时，天真的人就会想象去掉后的境况，于是纯净出现了，它是我们的目的，又是我们的出发点。太世故的人，老谋深算的人，看到了脏东西无动于衷的人，或者跟脏东西同样脏的人，是不适合当作家尤其是诗人的。

记者：书中的诗、歌、文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作品增添了很多的意趣，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是您有意为之的吗？

杨志军：我喜欢把诗歌融入小说，它会增加小说的容量，也会改变叙事的节奏。当你读了小说，再仔细琢磨诗歌时，就会发现那里面的意象、感情和故事让小说变得更加丰满和更有情趣，就好比有装饰的空间和无装饰的空间一定不是同一种空间。